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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钱镠占据的吴越之地,其领土共有一军十三州:即安国衣锦军(钱镠的家乡临安),杭州,越州,湖州,温州,台州,明州,处州,衢州,婺州,睦州,苏州,还有新置的秀州和后占的福州,以杭州为首府;也就是说,吴越王国的全部范围包括今天的浙江和江苏南部及福建北部一带,都是鱼米之乡,为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。钱镠小时候读书不多,由贩盐起家而行伍,所以,他起先也和唐末其他军阀一样,重武将而轻文人,认为文人酸溜溜的没甚用处。但是在得到了吴越之地后,他认识到治江山与打江山不同,治理江山必须延揽人才。所以,他建了“握发殿”,效法周公“吐哺握发”的故事广揽四方士人,为己所用。

        钱镠幕府中如沈崧、皮光业、林鼎、胡岳、罗隐等人,都是当时的俊彦之才,沈崧、罗隐等人还经常对钱镠提提意见,有时候口气挺重,钱镠不以为忤,照样重用。

        罗隐名声尤重,因其生的丑陋,性格耿直,恃才傲物,人称丑才子。罗隐的诗歌做得很好,其中《牡丹花》等诗,为时人传诵。罗隐的诗中还有一些精警通俗的句子广为流传,如 “家财不为子孙谋”“今朝有酒今朝醉” “时来天地皆同力,运去英雄不自由”等,后来都成为传世的经典名言。

        罗隐的家乡在杭州新城(今浙江桐庐),五十多岁回到家乡,依附钱镠,历任钱塘令、司勋郎中、给事中等职。罗隐刚到杭州时,不知道钱镠人品如何,便作诗一首送给钱镠,其中有两句:“一个祢衡容不得,思量黄祖漫英雄。”把自己比作祢衡,试探一下钱镠是不是容不得人的黄祖?钱镠见诗不以为怪,他知道罗隐是个有才之人,即使真是祢衡也要照样敬重他。在这一点上,钱镠不知超出黄祖好多倍。果然,罗隐一到,钱镠即任用他为著作郎,参与军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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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罗隐很快就发挥出他敢于提意见的特长。钱镠和他的家人喜欢吃鱼,令每户西湖渔民每天都要向王府缴纳数十斤鱼,名曰“使宅鱼”,渔民每天很辛苦,打不了多少鱼,却要承受钱镠的“敲竹杠”,个个叫苦不迭。罗隐知道后,去见钱镠,看着钱镠府中壁上挂的《蟠溪垂钓图》作了一首诗:“吕望当年展庙谟,直钩钓国更何如;若教生在西湖上,也是须供使宅鱼。”意思是说如果姜太公来到西湖垂钓,也得每天给钱镠送鱼,这显然是在讽谏钱镠,钱镠见后哈哈大笑,非但不生气,反而称赞罗隐敢于直言,下令取消了“使宅鱼”。

        钱镠这样肯听谏言,不少名士闻讯从各地前来投奔,一时府中文韬武略,人才济济,出现了“满堂花醉三千客”的盛况。

        虽然钱镠有这么多谋士幕客,但大主意还是由自己决定。朱温灭唐建立梁朝,下旨封钱镠为吴越王。钱镠召集文武僚属商议,罗隐等人认为朱温是篡国之贼,其为人暴乱丑秽,有何资格当皇帝?劝钱镠拒绝,并兴师北伐。罗隐以为:“纵无成功,犹可退保杭、越,自为东帝,奈何交臂事贼?”钱镠却有自己主张,他说:“古人有言,屈身于陛下,是其略也。吾岂失为孙仲谋邪?”他认为,对中原的朱温屈身,只是一种策略。当年的孙权曹操做皇帝就用过,这一点难道我会比不上孙权啊?

        钱镠向僚属们仔细分析了当时吴越国的形势,吴越虽富,但四周强邻窥伺,最危险的敌人来自淮南。杨行密虎视眈眈,欲吞并吴越而后快。如果一旦与朱温翻脸交战,淮南向吴越进攻也没有了后顾之忧了,而且,殷、闽等地也可能附和淮南,吴越国将腹背受敌。钱镠对僚属们说:“我若出征,邻国乘虚来袭,百姓必遭荼毒,我以有土有民为主,不忍兴兵杀戮。” 钱镠这话被称为“蔼然仁者之言”。与中原干戈不断比较,吴越百姓有幸,少受了许多战争杀戮之苦。

        不仅如此,钱镠对于西湖的治理和保障也很有功绩。宋人毕仲询在《幕府燕闲录》中记载:“唐末钱尚父镠始兼有吴越,将广牙城以大公府。有术者告曰:‘王若改旧为新,有国止及百年。如填西湖以为之,当十倍于此。王其图之。’”钱镠回答道:“百姓资湖水以生久矣,无湖是无民也。” 钱镠意思是,百姓用西湖水来灌田生活已经很久了,填了西湖就断了百姓的生路。钱镠在这件事上表现得十分明智,如果他听信这个术士的话,填湖建城,将西湖全部填没,那他将成为历史罪人。无法想象,杭州若没了西湖,没了平湖秋月、断桥残雪,六桥烟柳,苏堤春晓,会是一个什么模样?

        钱镠还重视筑堤围海,后梁开平四年(公元910年),钱镠因海潮为患,就征用民工,在钱塘江沿岸筑起一条长达百余里的海塘。这道海塘上安有无数竹笼,里面装满大石;又以大木作桩,将这些竹笼垒在岸边,可防海水泛滥侵蚀杭城,原先的盐碱滩涂,也逐渐变成了良田。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评论:“筑捍海石塘,广杭州城,大修台馆。由是钱唐富庶盛于东南。”

        在中原大乱,戎夷交侵,生民倒悬的五代十国,东南吴越却相对安宁,百姓尚可安居,这是相当的不容易。北宋人赵抃作诗盛赞这一状况,诗曰:“时维五纪乱何如?史册闲观亦皱眉。是地却逢钱节度,民间无事看花嬉!”

        由此可见,在得到天下后,当执政者文化不高时,如果能善用有本事的文化人,同样也能治国安邦。反之,执政者即使学富五车,如果不善用人,特别是不善用有本事的文化人,同样会国破家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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